第242章 营救涛飞1242（1 / 1）

在游击队驻地休整了两天后，曾达志等人又步行经元朗、过落马洲、渡深圳河，准备到广东队韶关去营救张涛飞。他们知道这是此行的最后一次任务，他们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这一路走来，确实惊心动魄。光是走路，曾达志和端木慧就好像走了一辈子的路一般。

大家边走边听曾达志介绍张涛飞的过往。他说，1926年张涛飞开始在东海主持《生活周刊》，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涛飞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励志。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仅8天后，张涛飞就在《生活周刊》上报道了这一事变。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张涛飞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捐物。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救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不停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因此，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也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爱国**人士杨相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当时张涛飞也名列暗杀名单之中，只是因为阴差阳错而逃过一劫。当年7月14日，张涛飞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的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许多心得笔记。在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经过漂流海外两年多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张涛飞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张涛飞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也是这年的12月，他又与参与组织成立了东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一系列正义言行，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反动派对张涛飞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的发行，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张涛飞屈从就范。对此，张涛飞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5月31日，张涛飞等人响应中国共C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东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H军共同抗日。同年8月份，移至东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张涛飞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东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张涛飞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张涛飞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张涛飞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张涛飞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同年8月19日，张涛飞在东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抗日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东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生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张涛飞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Z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1941年5月17日，张涛飞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售数量很快达到10万份。同年6月7日，张涛飞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的强烈愿望。他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救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的认识和努力”。

“这人还很有故事的，要不然中Y是不会全力救助他的。”端木慧说。

“这人的故事很多了，我给大家讲述的只是凤毛麟角。”曾达志说，“至于他为什么会流落广东韶关，可能小郑会知道的多一点。”

“我可没有志哥的文采，不过对他被我们从香港转移出来以后的事情我还是大概知道一点。”小郑说，“国民党顽固派一直很关注张涛飞的行踪，当他们得知张涛飞从香港转移到了内地后，一直暗中搜捕搜查。就在张涛飞到达白石龙村的时候，中G中Y主要领导接到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情报人员的密报，得悉国民党已经对张涛飞下了‘必杀令’。于是要求让张涛飞就地隐藏，先不要转移。张涛飞便以商人名义躲在了广东的韶关。”

“哦，原来是这样啊。”陈力行说，“我说他已经转移出来了，怎么还不能自由行动。”

“我们现在应该是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的围捕。”曾达志说着，他在心里想，其实，自己以前也从事报纸工作，对张涛飞多少有些了解，只不过始终无缘与其见面，从而就无缘与其一起战斗了。很多人以为张涛飞只是一个报人，其实他还是文学大家，记得他有一篇散文，叫《我的母亲》，里面有一段文字至今难忘——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