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花旗银行的发展史及在华之掠夺960（1 / 2）
花旗银行1902年为经收《庚子赔款》，贿赂李鸿章进入中国
1901年到1909年担任美国**的西奥多 罗斯福开始推行对中国扩张政策，他的远东政策的基本方面就是排除俄国在我国东北的势力，但因为俄、英、法帝国结成联盟关系，西奥多 罗斯福插足我国东北的各种活动都遭到失败。
但美国1898年之吞并夏威夷、侵占菲律宾后就加快了对中国的扩张步伐，当时列宁指出：“美国夺取菲律宾是通向亚洲和中国的步骤。”
美国在远东的扩张活动的新时期，则是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的。参加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之一里德，在美、西战争后狂妄地宣称：“太平洋现在已在我们手中，如果运用得当，美国能够使太平洋差不多变成美国湖。”（《威尔逊与中国》，《历史研究》19**年，第二期，第62页。）
当列强在中国寻求势力范围时，美国也大肆向太平洋扩张。
“1898年7月美国国会议决吞并夏威夷。12月间，美国、西班牙条约使我们获行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1899年12月一个三方面条约把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给了我们。1899年9月门户开放照会前后几个月中，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些收获，超过了其他国家在那里所得的。正当德国人在山东胶州、俄国人在旅顺取得海军基地的时候，我们在夏威夷、萨摩亚和菲律宾也获得了潜在基地，同样，当欧洲列强在中国为商业剥削的利益寻求势力范围时，我们吞并了亚洲的一个群岛”。（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51—252页。）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有条件地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合法化，籍以达到彼此机会均等。
这个“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要列强开放在华租界地以及所谓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与机会；另一方面，要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外国人享有投资权利，海约翰发表这个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等于美国有条件地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合法。
这时美国的侵略中心是中国，以列强瓜分中国为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庚子赔款》卖国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美国2500万美元。美国以收取这2500万美元为借口，需要在中国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实际上是插足中国的第一步。
“这时以米建威所代表的美国资本家利益来说，目标是中国主权；从李鸿章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方面来说，目标就是苟延残喘的借款。因此第一笔业务就是清政府借款，构成了李鸿章和米建威的谈判实际中心。”
“也许李鸿章觉得用不着这样多的款项来交换他所出卖的主权，”在银行章程中最后确定下来的政府贷款是150万元，另外还有一笔50万元一年为期的免息贷款，贷给直接出面的李鸿章（第九条），据说这笔辅助借款只用之于“特别的目的”（《北华捷报》1887年8月5日，第154页）。
“所谓‘特别的目的’显然是对这个卖国贼的酬劳。这个数目和当时报纸上透露的数目却又不一致，其中单是政府贷款即为250万两，而李鸿章的酬劳贷款，不是50万两，而是100万两”（《北华捷报》1887年7月29日，第124页）。
在北京公使馆与**衙门之间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活动。在各国公使的抗议一个接一个地投向**衙门，他们“抗议设立拟议中的银行；因为这个机构给美国太多的利益，以致损害了他的竞争者和其他各个国家的居民”（《北华捷报》1887年10月19日，第425页）。
**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米建威计划不能实施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内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是这个计划无以实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御史屠仁守在上给皇帝的奏章中就以“窃朝之大柄，坏经常之大法，外启各国之争心，内夺从商之生理，将使户部为虚设，国计为孤”来指责李鸿章。（《屠仁守集》第3集，第29页）
李鸿章在内外反对声中，只好偃旗息鼓，他把三年前因出卖招商局而“登上北京政府的黑名单”的马建忠作为“牺牲品，”给自己“留下逃避责任的后路。”（《北华捷报》1887年8月19日，第198页。）
以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卖国嘴脸，也可以看出当时许多正义人士的反对立场。花旗银行在一片反对声、叫骂声中强行登陆中国，李鸿章又给了许多优惠条件。花旗银行在中国实际已经是“太上皇”位置，失去了监管，于是在1902年一个星期二花旗银行宣告在上海成立，行长哈特利（MARCELL US LLARTLEY）、副行长爱德华、柯革金（EDWARD F、CRAGIN），公布是美国政府授权作为在华的国库代理人。其资本为50万美金。
银行的组**员，名义上是中、美各半，但董事长一职，中国人却不能过问（银行章程第三条）。不但董事长，就是中国的经理，有一名也是由董事长指派（《北华捷报》1887年8月12日，第186页）。
这个银行给自己规定的“业务”包括经理贷款、发行货币、采办物资、经理国库和包揽汇兑五大项目。
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府借款都由银行经理；所有军火、公共工程，国外使馆的开支，都由银行经手；不经政府的批准发行纸币、铸币。由银行进行监督。”（《北华捷报》1887年8月5日，第149页。）
这意味着：“它的铸币的专利权”。所以说：花旗银行一开始就是侵略中国的产物，造就了它掠夺中国财富的各种有利条件。当时中国内部环境的急剧恶化，使花旗银行从中渔利那也是唾手可得的事了。
附录：庚子国耻；(摘自《清史图典》)
上图：杀害中国反抗义士场景，文字是记录在案的历史背景，为让读者能看清，抄录如下；
甲午战争后，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瓜分危机，**国家的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渗透到中国城乡各处，为非作歹，气焰嚣张。广大民众不堪忍受欺压，终于爆发了以反对洋教为发轫的义和团运动。它自1898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团首举“助清灭洋”旗帜开始，迅速蔓延于直隶、河南、山西、东北等地，形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大批义和团民进入京津地区，锋头直指西方列强及教会势力，引起了**国家的极大恐慌，他们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由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侵略中国。当义和团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磅礴于我国北方各省时，在长江地区有着重要利益的英国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施东南互保。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州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广总督李洪章、山东廵抚袁世凯等先后表示支持，东南互保局面形成。**国家得以集中兵力**北方军民的反抗。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又占领了天津城，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亡西安。1901年9月7日，李洪章代表清政府与**国家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已完全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1900年为中国农历庚子年，因而称该年八国联军入侵为庚子国耻。
上图是侵华的八国联军**---德国人瓦德西照片
这是美国全面客观评价花旗银行的书，作家只知道花旗银行神奇般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业务的发展，不知道花旗银行是如何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本书告诉世人花旗银行在中国是如何神奇般的发展的！
这是上本书的评论
以这本书为主的多部文史资料,如《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回答了
花旗银行在华“神奇般发展”的密秘。
(2)花旗银行在中国设立多家“皮包银行”，掠夺内幕惊人
1、美国花旗银行总行设在纽约，在我国上海筹设远东区分行，“并运用夸大欺骗的广告术，把它的国旗用来做为分行行名，称为花旗银行”，“资金说是由总行调拨，实际所见只是屋顶上的一面花旗和几枚印鉴，几箱本票及电报密码。”（见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集》第53辑《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
设立时名义上是为了收取清政府李鸿章的25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实际上是瞄准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内乱内战等多种因素，相继在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汉口、厦门、广州、香港设立八家分行。中国史料记录是以上八家，美国花旗银行在自办网站上称还有长春和青岛。除上海分行在史料中记载有50万美元注册资金以外，其余全部是“皮包银行。”
2、花旗银行在旧中国活动长达47年之久，由于“在华史料档案已为数不多，我们仅从上海花旗银行残留下来的档案中选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资料。”（参见《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出版说明部分）
3、花旗银行在华存款业务，1919年底占其国内外分支机构存款总额的一半，其中中国华北3084.6万元，中国华南1085.7万元（参见《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589页；花旗银行1919下半年报告。《花旗银行档案》第3856卷第9页）。
4、1903年纽约总行经理李（J B LCC）来上海一年，生意兴旺，“运出金块，运进银块，把银元运往新加坡及其它各地。”（见《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708页）
“1939年8月本月顾客总计**370人，每天2799人（指上海分行）。”见（《花旗银行档案》255卷）
5、1935年10月纽约总行给北平花旗银行经理赫尔涵：“我行业务月报系按密件处理，只在外籍职员中传阅，各行经理应将所听到的任何重要议论或事件向上反映。”（见《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92页）
6、从花旗银行成立的1902年起，到北洋军阀统治的1927年止，由花旗银行单独承担的各种贷款总计不超过500万银元。（见《中国近代史》第275页）
7、1921年上海分行汇回700万美元给总部，救了花旗银行。（见《沃尔特?瑞斯顿与花旗》第49页）
8、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纽约国立城市银行”在美国本土的贷款损失高达8600万元，不过由于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迅速，股东们还是照常拿到了红利（见“**”2001年7月31日网上的财经新闻）。
9、这样的例子太多，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以汉口花旗银行为例。“花旗银行在汉口营业40年，掠夺我国人民的财富，究有多少，由于主要的帐册掌握在外籍职员手中，我们是无从知晓和估计的”，仅作者四年了解估计“至少总在1500万元以上”。在汇款方面，花旗银行“在甲地先进入，乙地后支出，无须运出现金，也无任何风险，即可坐收渔人之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美国停泊汉口的兵舰赴上海装运白银现洋来汉”，“海关无法发觉检查”（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53辑《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
这仅是汉口花旗银行当年的情况。那么上海花旗银行呢？中国的四大家族及大军阀都通过上海花旗银行转存钱财，它的掠夺远远超过汉口花旗银行。上海分行1939年8月份一个月顾客总计**370人，每天2799人，其他分行还有多少惊人的故事呢？
（上图是花旗银行网站下载，花旗银行庆祝“在亚洲开展业务百年”时登载的，吃掉多少中国财富至今没有准确数据，但花旗银行“神奇般的发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难怪上海花旗银行最近向报界称近几年它们接待上百起提款案件，无一是真的。其中它也称周西成、金娣存款也不是真的。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外资银行在中国有几家，解放前也不是花旗银行一家，怎么没有人找别的外资银行？这说明了什么呢？当然，这里不排除有鱼目混珠假造材料的行为，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年花旗银行掠夺的财富。该行所发证件五花八门，留下众多证据，由于他们暗箱操作，很难找到旁证，加之有些中国人不研究历史，只用常规去看待这些事情，更有人盲目成为花旗银行的帮凶，致使许多人的追讨难上加难。希望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多研究一下，尽可能讨回属于中国人的公道。花旗银行属于私营企业，在美国国内损失严重，当年在中国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是中国的财富养肥了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在北京、天津、哈尔滨、大连、汉口、厦门、广州、香港设立八家分行，这是中国资料记录。2002年美国花旗银行庆祝亚洲百年大庆，称当年设立分行还有长春和青岛，这在中国文史资料中没有记载。就这一事实真相足够证明花旗银行在中国失去监管，趁火打劫的程度。
当年花旗银行扛着一面花旗，说在哪设分行就设分行，什么时间愿意撤消就撤消，不清算，不公告。旧中国外部环境战乱，花旗银行想吃你哪儿就吃你哪儿，差不多了再换个地区，没有人告他们诈骗，也没有地方去告，他们是个合理的恶人，是旧中国的独特现象。
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回过头来看看美国人当时对中国的政策，哪些是善意的？就是后来的“马歇尔将军”的国共和谈，哪些是真的呢？可不可以这样说；和谈是形象工程，发中国的国难之财才是目的。今天的美国不还是干涉台湾回归吗？目的是不是还是钱？当年**财政部是否存在档案，证明花旗在中国乱发票子案的债务资料，一旦两岸统一，怕中国两岸联起手来去要债呢？三亿美元大关金就是如此，印着美国花旗银行发行，还印有**银行的字样，肯定双方是有联系的，等研究工作的深入，全国人民真相大白后，会有更多的线索资料来佐证这件事情。
下图是美国花旗银行为庆祝亚洲业务开展100周年，花旗银行到上海庆贺，并为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取得人民币经营权剪彩，美国花旗银行有理由那样庆幸。但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美国花旗银行对中国长达47年的掠夺！
（以下是花旗银行庆祝亚洲业务开展100周年的网页下载；图片是花旗银行总裁。）
新闻发布 （2002年3月21日）
全球银行业的领先者花旗银行成为第一家为中国公民提供银行服务的国际性外资银行。今天，花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尔先生（Sanford I Weill）出现在位于和平饭店底层已经装修一新的浦西支行，在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地方亲自为他的第一位中国顾客唐海松先生开户。唐海松先生是著名的网络公司亿唐网的创立者及首席执行官。
“这是中国银行和金融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威尔先生表示，“能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成为第一家为中国公民服务的国际性外资银行，花旗银行感到万分荣幸。而这一荣誉的到来又适逢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一百周年庆，对此我们特别地自豪。”
（看花旗银行有多高兴）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已经大大提高了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深信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将在未来几年中稳步增长。我们将与市场共同发展。”花旗银行中国区行长施瑞德先生(Richard Stanley)如是说。
花旗银行于1812年创立于美国，为全国性的金融机构。时至今日，它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性银行之一。1902年花旗银行成为美国首家在中国开业的银行。如今，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已遍及沿海主要城市，成为在华美资银行中拥有最多分行网络的银行。花旗银行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设立分行；在上海设立浦西支行；在厦门和成都建立代表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浦东。
（3）花旗银行在汉口的掠夺
花旗银行亚太地区总代表处设在上海，管理新加坡、香港和中国设立的所有分行。汉口分行归上海花旗银行管辖。剖析一个花旗银行汉口分行供大家研究，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汉口分行是个小银行，中国大军阀、大商人存款都找上海花旗银行分行，汉口花旗银行基本上鲜为人知，尽管这样,我们翻开资料，花旗敛财手段也会令您吃惊。
由全国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集》第53辑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该篇文章系政协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作者董明藏早年就读于汉口辅德中学，后升入北京中国大学（孙中山成立的大学，位置在前门西侧），毕业后回到汉口，经刘子敬介绍进入汉口花旗银行工作。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明藏担任第三任买办（买办是替外国人办事的负责人，解放后曾被定为敌我矛盾），后到上海银行任副理。1931年余文卿从作者的助手升任汉口花旗银行第四任买办，作者是担保人。董余互相利用达三年之久。作者以亲身经历描写当年花旗银行在中国的掠夺行为。
汉口自1862年开始划为租界，英、俄、德、法、日五个**先后控制这个地区，作为经济侵略的据点。19世纪末，花旗银行才计划向汉口伸展，雇请英国人罗尔斯（也称为老虎）的充当汉行大班。罗尔斯携来英、美籍职员二人，并由上海带来一个姓陈的买办。觅就英租界鄱阳街景明大楼附近地点为行址，“并运用夸大欺骗的广告术，把它的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称“花旗银行”。资金说是总行调拨，实际所见只是屋顶上的一面花旗和几枚印鉴，几箱本票及电报密码”。（见《文史资料选集》第53辑第715页）
“充当汉口花旗银行买办……则须取得保证人提供的全权保证。买办签定契约，须请外国律师签证，除付签证费100两外（白银），每年还须照付顾问费100两（白银）。契约内容的要点：
（1）保证在大班指挥之下，领导买办帐房顺利发展业务；
（2）真实报导当日市面行情和金融动态，以及有关当地军政的情况；
（3）严守行内秘密，并须宣扬本行信用和该‘国’国威；
（4）大班嘱办之事，须马上办到，因故迟延时，须申明理由；
（5）买办及其属员在业务经营上有意或无意使该行有形或无形受到损害，应由买办负责赔偿损失，若有发现不忠于该行的言行，即行辞退，重者并应负‘法律’责任；
（6）买办账房所用职员、出店、勤杂等，概由买办负责雇请，每月薪给五百两，由买办负责包干；
（7）、货币真假鉴别，统由买办负责，倘有差错或挪用、卷逃事情，概归买办负责赔偿；
（8）营业上规定的买办收入佣金，归买办所有，自行分配。买办自己都有一定的资产，还提出了相当的保证金，所以只有从业务上多卖力气，多挣佣金，因而都驯服于花旗之下，按照花旗契约从事活动。”（见《文史资料选集》第717-718页。）
“花旗洋帐房在大厅，大班还有大班房。所有总分类帐册、印鉴卡、印鉴等等，均在洋帐房由洋人负责专管。关于买办帐房职员经营的部分，在作成记录以后，除洋人以外旁人不准翻阅。大班房对任何人非请莫入，买办有事相商，也要得到大班的许可。所有华籍员工倘有“不礼貌”或擅阅帐册、泄露机密的事情，轻则当面斥责，重则令买办即刻辞退，这便是‘洋大人’的不成文法，也就是吃洋饭的‘起码守则’。至于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计划、表报、批示和密码电报底本，那更是洋帐房的绝密文件”（见《文史资料选集》第718页）。
董明藏写道：1926年北伐军克复武汉以后，花旗总行即趁机进行内部改组，易名为CITY BANK城市银行，但在我国仍保持中文花旗银行牌名不动。大革命**过后，中国军阀、资本家大量买进美金转存于纽约的花旗总行（见《文史资料选集》第716页）。
“1931年余文卿以我的助手充任花旗银行第四任买办，仍由我作担保人。我到上海银行后，陆续将花旗的一部分外汇业务带到上海银行来，这样互相利用达三年之久，大班发生疑问，才中止我的担保职务。至1938年武汉沦陷，花旗汉行将歇，所有未了手续，概转上海区行办理。”（见《文史资料选集》第717页）
“辛亥革命时，有些贪官污吏，抬送现银和现洋到花旗银行兑换钞票，一掉到手便欣然色喜以为‘万事大吉’。由于钞票的大量发行，便替花旗打下了无本求利的根基，加之那时水火刀兵的影响，就有大批钞票流失，没有回笼”（见《文史资料选集》第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