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帝心事有谁知-还在轮下全本章节免费阅读

关于宋帝心事有谁知：该书立足于历史事实，以宋帝赵构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以韩世忠、李纲、赵鼎、岳飞、张浚等人波澜壮阔的战斗经历为副线，贯穿宋、辽、金、夏、元五个政权错综复杂的斗争脉络，为读者复原了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到淳熙十四（1187年）总共83年的社会场景。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择取最为典型的“靖康之耻”历史片段，为读者客观展现了两宋惨

men do not learn very much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s the moll the let hich.

—aldous huxley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

两宋肥胖而孱弱的前因后果

宋朝包括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和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它并没有跳出“革命初期（人民利益的代言者）----强大繁荣的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中期（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绥靖维稳的政治策略”、“衰败后期（人民利益的掠夺者）----丧失民心被人唾弃”这样的历史三阶段周期律。

本文从“强大繁荣的经济文化、因缘和合的必然联系、由盛而衰的原因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导读。

第一部分：两宋强盛的经济文化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经济、文化等在当时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一是人丁兴旺，人口众多。据有关学者考证，宋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户口，至大观四年（1110年）宋统治地区有户、口。有学者提出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有2340万户、1亿2600万人。

二是经济雄厚，社会富裕。宋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繁荣。有学者推算，北宋宋真宗赵恒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廷统治区域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三是城镇众多，商业发达。宋朝的城镇经济特别发达。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首都东京开封府的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早市。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宋末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城内极其繁华。

四是冶炼发达，兵器精良。宋朝的冷兵器军事器械先进发达。据史书记载，宋朝军队使用的兵器以弓弩为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一些先进的兵器，比如床子弩可将一枪三箭射至465米。宋神宗时期由布衣李宏研制的神臂弓，射程可达372米以上，且可以一人携带和发射，“施于军事，实有奇功”，神宗以后神臂弓得到广泛推行。

五是火器众多，军备先进。宋代的火器技术得到巨大进步。据史书记载，从宋朝开始，火药被大量制造并用于军事，由燃烧型火器逐步发展为爆炸型火器和管形射击火器。宋人常用的火器有霹雳炮、震天雷、引火球、铁火炮、火箭、火球、火枪、火炮等。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

六是据山设险，城池坚固。宋朝山城城防设施发展科学。据史书记载，宋朝有城池、弩台、敌楼等设施。宋守将吴玠为了巩固渝川地区，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重庆合川区东）、大获（四川苍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云顶（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庆万州区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外敌的攻击。

七是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宋朝的轻工业发达超前。据史书记载，服装丝绸、轻工制造、陶瓷金银、冶金冶炼等等十分发达，沿着丝绸之路出口到世界各地。

那么，身着绫罗绸缎、膀大腰圆、财大气粗、火器精良、显赫雄武的宋朝为什么一直屈辱求和，最终落得任人宰割的境地呢？

第二部分：因缘和合的必然联系

因缘和合即因果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原因。

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因果报应多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增广贤文》：“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佛教更是强调因果，其核心原理就是必须深信因果，才能树立正知正见。《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八也说：“已作不失，未做不得”。意思是“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灭；反之，不造作业因，也不会得相应结果。也就是“因不虚弃，果无浪得”。

《百业经》讲道：“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就算经过了百千大劫，自己所作的善业或者恶业，不会消亡，一旦因缘聚合，果报就能实现。

正因为如此，虚云大师才说：“因果二字，把佛所说的法概括无余了。”

“因果报应”又叫“因缘际会”、“因缘和合”。它包括业、因、缘、果、报等五个行事过程。“业”即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因”就是“业”的行动结果；“缘”就是条件，因缘结合，才产生果报；“果”就是由于“因”与“缘”结合而形成的“事实”，中间须要有“缘”(条件)来会合促发；“报”就是报应。它又分为“现世报（立刻兑现）”“生世报（下世兑现）”“来世报（在不确定的后世身上兑现）”三个阶段。佛经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深明因果，因而“重因而畏果”；而贪夫不畏因果，纵贪嗔痴，大胆妄为，什么坏事都敢做。

我们古老的农业文明历史，早就揭示了这个道理。我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地劳作的行为就是“业”；“瓜与豆”的种子是因，“因”是定数；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就是“缘”；果实长成即“果报”。

有种植经验的人就知道，有的种子今年种，今年就收获；有的种子今年种，明年才收获；还有的种子今年种，可能几年后才能收获。这与佛教所说的“现世报”“生世报”“来世报”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一些人经常疑问：为什么有许多“因”并没有导致该有的“果”？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现实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都是由很多个事件，由很多个因果链条组成的有机整体，有机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在由“因”到“果”的过程中，由于“缘”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报”的出现也就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也还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因果和合，并没有单独、固定、恒常的存在，万物并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将“地、水、火、风”四大现象视为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大乘佛教根据“缘起论”的推导认为人世“四大皆空”，是性空、不真实的。

既然我们现世是前世所修而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自知？按照佛教的说法，凡是转世来到阳间为人的，在来阳间时都必须喝一碗“孟婆汤”（即迷魂汤），把前世的事都忘掉。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说过：“因与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果早就酝酿在因中，目的存在于手段之前，果实则包含在种子中、大自然法则中。”

还有一些人为了过分强调“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机械对应因果关系，就与佛法所讲的因果论相去甚远了。

而两宋种了太多的“因”，结下以后众多的“果”。

第三部分：两宋由盛而衰的核心原因分析

一是“中央集权”，官员自主性降低。

宋太祖克服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制度弊病，初步建立起中央决策体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集中兵权、财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尤其是深刻汲取北周末年“武将擅权”导致自己“黄袍加身”的历史教训，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全方位多角度推行“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

从机构设置上，宋朝廷的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省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文武分权制衡。

宋神宗时期，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宋神宗反对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宋廷为了体现出对文臣的优待，就对一些功勋元老文臣赋予可以有限度地过问军事的权利。比如文彦博、吕公着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

到了南宋，宋高宗知道秦桧卖国求荣引起公愤，但是因为秦桧完完全全贯彻了宋高宗的政治路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保护秦桧，特许秦桧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这个可恶的先例，为后来的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揽权擅政树立了恶劣榜样。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到宋宁宗时期，由于权臣的斗争，宰相兼枢密使又成为定制，对皇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导致了后期危机的加剧。

二是“崇文抑武”，打击了武将在战场上杀敌的积极性。

“重文轻武”“崇文抑武”是宋朝职官制度一个极为显着的特点。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宋廷通过“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三大手段，以及“派遣监军”“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散官寄禄”“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武将的权力。 “两宋”一朝，自始至终从政治地位、社会等级、居住建筑、服装座位、物质薪水、车辆配置、礼仪礼节、文化宣传等各个方面宣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尤其是对从事一线生产、斗争、战斗的将领进行全方位鄙视，导致宋军将领把带兵打仗仅仅作为一个转为文官职务的平台或机会。许多武将终生的梦想就是能获得节度使、枢密使一类的文官称号而已。但也带来了军队战斗力削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以及社会尚武之风衰微等消极后果，为后来的统治危机埋下因果之“因”。

三是“强干弱枝”，采取“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分散军权的策略，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

宋廷的兵权主管部门权力分散，军事权力集中于皇帝。主要采取“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军事领导体制。

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三衙”统率禁军。“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三衙与枢密院互相牵制，以防将卒兵变。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撤销）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宋廷所有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为了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宋朝还往往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精悍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加强禁军的战斗力。

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发生，宋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也就是经常进行武装换防，来回调动，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这样虽然避免了武将专权的威胁，但却经常出现将士反叛、不服调动、官不识兵以及官军误伤、兼并、劫掠自己友军的情况。

四是“招匪为兵”，兵源多样，互不隶属，战斗力差。

宋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乡兵则是各地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军队实行募兵制，将流民、饥民、乱民招募为兵；同时采取招安等措施，将乱兵、匪贼召入部队，“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真是一举两得。但这些士兵纪律性差，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许多将领随军携带家眷，许多士兵就成为了这些地方权贵和将领的私人奴仆“给役”（“听差”），从事各种差役劳动。更有许多富商大贾、权贵子弟为了逃避兵役赋役，冒名混入军籍吃空饷，严重影响了部队士气。

五是“经费不足”，日常装备、训练有限。由于要供奉给大辽、大金、大夏、大元等政权巨额岁币，加之供养庞大臃肿的官僚集团，导致军队费用严重缺乏。往往出现一些军队之间为了生存互相进行杀戮、抢掠的情形。至于战马、战具之类更是严重缺乏，甚至一些士兵拿着树枝当长枪、树皮当铠甲使用。由于国家军费不足，就允许默认各地组建义军，自发抗拒外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许多互不隶属的地方武装以及私人武装，比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张家军等等。这些私人武装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因而宋廷就收回了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人的兵权。其中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成为了宋廷和金人的眼中钉，导致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这些举措，大大消磨了抵抗侵略人士的信心，也导致了宋廷走上覆灭的道路。

纵观两宋历史，根本没有像吴起、王翦、白起、霍去病等等那样一些叱咤风云、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元帅级别将领。两宋的衰败也就注定在这些细节之中了。

六是“宫斗内讧”，互相掣肘。

宋太祖与宋太宗之间的“烛光斧影”疑案重重；宋太宗先后逼死太祖之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处死赵廷美于谪所。太宗长子赵元佐也因为同情赵廷美而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宋高宗继位，采取“有限度抵抗”的措施，曾经正式登基、与他争夺皇位的唯一的儿子赵旉也莫名其妙的死亡。这些斗争给朝臣们树立了恶劣先例。

皇上不理朝政，权贵大臣就操纵安排软弱可控的皇子上位称帝，以便于控制朝廷。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厌世逃生，不理世事，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让位于其子宋光宗赵惇。然而宋光宗罹患精神疾病，不理朝政，受制于李皇后和众大臣，朝政混乱不堪，局势动荡不安，为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七是“朋党倾轧”，争权夺利。宋廷的太祖誓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祖训（“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导致朝廷权贵们贪赃枉法、斗争不断。

宋廷时期只要不是犯下谋反一类的大罪，基本不诛杀士大夫。那时甚至连免官这类惩戒都极为罕见，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只有增官,极少除官”的现象。钱穆先生就感慨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

宋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看来，几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武将的颠覆性破坏巨大。宋廷规定只要不造反，就不会处死刑。权贵士大夫就把这一条祖训推广到极致，形成官官相护的“护官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犒劳路过其境的强盗队伍，朝廷大怒，准备给晁仲约定罪。宰相富弼认为应定死罪，范仲淹却竭力开脱其罪行说“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晁仲约因此得以免死。事后范仲淹悄悄地告富弼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这正是官官相护原因所在。

有了免死金牌，朝廷权贵大臣更加肆无忌惮、朋党倾轧、胡作非为，引起巨大的社会矛盾。

大臣们花样翻新进行“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丰改制”。“绍圣绍术”。在这改革派与保守派反复斗争的50年期间，牵连人数上万，宋王朝几乎所有高层文武大臣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用于党争纠纷之中，宋廷的统治岌岌可危。

八是“朝政腐败”，穷奢极欲，醉生梦死，民不聊生。

宋廷皇上崇尚道教，吃丹访仙，不理朝政，幻想太虚圣境，奸臣伺机揽权，朝纲废弃。一方面对外称臣、称侄、称弟，送上巨额的岁币；一方面对内残酷压迫，横征暴敛，置民于水火倒悬之中。大兴土木，凿山运石，兴起“花石纲”，营造“艮山院”，激起人民的起义浪潮。

九是“守内虚外”，画疆自守。宋廷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大中国“王者无疆”“守在四夷”的伟大理想观念，转变为画疆自守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先例，遗臭万年。

《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左传》说道：“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所谓“天子”，就是“代天牧民”“替天行道”，因此大秦时期，征伐“远及海而至”；大唐时期“天下臣服”“四夷怀服”；大汉雄风“虽远必诛”“目光所及，皆是王土”。

宋廷建立之初，宋太祖就主张“崇文抑武”“偃旗息鼓”；宋太宗主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南宋大臣王十朋更是建议“治外必先安内……复祖宗之境土,应先平内寇。”

在这些防守理念的指导下，宋廷与周边政权签订了一系列屈辱和议：宋辽间的澶渊之盟、庆历和议、河东议界；宋金间的海上之盟、绍兴八年和议、绍兴十一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宋夏间的景德和议、庆历和议、元佑议界；宋越间的元丰议界等等。和约的背后就是巨额的岁币换取苟且偷生。巨额的税赋压得人民不断反抗，宋廷统治摇摇欲坠。

十是“两极分化”，阶级压迫残酷，贫富差距扩大，统治基础薄弱。

为了全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廷放宽文人“入仕”的入口，壮大他们的统治同盟基础。

宋人“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在权力继承政策方面，宋朝的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一般普通官吏可荫及子孙，而宰相、执政等高级权贵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

在科举之外，还有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和“特奏名”制度，作为科举的补充。“制举”又称制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后来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特奏名”制度是指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科学。宋廷后来逐渐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试卷有密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廷所有这些入仕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制度完善，基本公平，不受门第影响，入仕官僚有天然的职业荣誉感，扩大巩固了宋廷的统治基础。北宋名臣文彦博就直白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为了拉拢巩固文人集团的统治基础，宋廷对官员的俸禄薪水极为优厚，达到历史顶峰。宋朝官员的正俸多以钱计算，禄粟以粮食计算，春秋服装以匹帛计算。除俸禄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高级官员有食邑之封，地方官员有职分田。正是宋代这种极其优越的官僚待遇，使得宋代出现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两极现象：部分官员看到胜利无望之时，自己杀死全家人，然后壮烈牺牲，一身付国；而底层贫困民众却揭竿而起，帮助金人打开城门。

庞大的官僚队伍，巨额的财政负担，导致普通民众吃糠咽菜、卖儿鬻女也负担不起，于是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呼百应，人民起义风起云涌。

清人赵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其（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但另一方面，赵翼也指出：给赐过优，使宋朝财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宋廷的腐败已经不能“替天牧民”“替天行道”，因此才会发生众多“带路党”，宋民看见金兵攻打过来时自己动手杀死宋廷官员，“布满鲜花、欢呼雀跃”把金人迎入城中。

《荀子·王制篇》中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唉！我还是用《孟子·离娄上》中振聋发聩的告诫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译：“桀和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之所以失去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得到天下的办法就是得到民众的支持；要得到民众支持的办法就是得到民心；得到民心的办法就是民众所希望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罢了。民众归附于仁君，就像水流向低处，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渊把鱼赶来的，是吃鱼的水獭；替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吃鸟雀的鹰隼；替商汤王、周武王把民众赶来的，是暴虐无道的夏桀和殷纣。现在想当君王的人，如果他是喜好仁德的，那么，各国的诸侯都会替他把民众赶来。即便他不想当天下之王，也会身不由己。而现在那些想在天下称王的人，就像害了七年的重病，要寻求储存三年以上的陈艾来治疗一样，如果平时不栽培积蓄，终身都得不到；如果平时不立志施行仁政，也会终身活在忧愁耻辱之中，直至陷入身死国亡的深渊。《诗经》：‘那些执政者如果不施行善政仁政，那只能君臣一起陷溺水中淹死罢了。’”

后来者勉之！

宋帝心事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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