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四种幻想1（1 / 2）
第一篇
没得选的事一向比有的选的多。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被棉花地和羊群围绕着的小城镇，母亲说生我时正值秋收，地里的棉花长的又大又白，收成十分的好，街上的人正骑着脚踏式三轮车往自家一包一包的运棉花，热闹极了。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故我生下来干干瘦瘦的，五斤半，被毯子裹着，身体蜷成一小块，眼睛久久不能睁开，不像人，倒像个刚生出来的狗崽子。
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父亲和母亲那会儿一度认为我是个瞎子，在屋子里不停踱来踱去，为亲戚们来喝我的满月酒感到担忧。不料吃了几天奶，我的眼睛竟睁开了。到了三四岁时，说话像嘴里塞了耗子，含糊不清的。母亲说，有次他们忙，无暇看管我，便把我带给姥爷看管几天。我那会儿极爱喝糖水，满当一斤白糖我俩天便能喝完。但姥爷不知道这事，母亲走的急也没准备全，没一会我便躺在床上哭着向姥爷要甜，要甜。话说的含糊不清，甜说出口成了钱，姥爷二丈摸不着头脑，心想现在的孩子也太财迷了，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钱放在我腿上，我低头看了看又接着哭，姥爷没哄过孩子，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以为我认钱，嫌一块少，于是又摸出五块钱拿给我。我半天没喝到糖水，当然是接着哭，等熬到母亲来后，姥爷哭丧着脸向母亲诉苦，说现在的孩子太难伺候。
我父亲是个小生意人，在乡下的大院里开着一家棉花厂，手里有几十号工人，母亲随着父亲工作，我的家庭在乡下还算优渥。童年的时光中，家里的院子常常亮着一些老式大吊灯，院儿里机器运作的轰隆声不断，工人们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嘈杂，因此我小时候总借着家里太吵的借口不写作业跑出去玩，父亲与母亲忙极了也对我无可奈何。
那时我的家中只有到晚餐时分才能稍安静一会儿，工人们会放下手里的活儿齐齐的聚在机器下面，排着队盛好了饭菜席地椅在机器下坐着，借着头上黄色的灯光托着碗吃饭。有次趁着这难得的安静，我蹑手蹑脚的从中走过，问他们，“什么是上班”。为了不显得乍眼我也盘腿找地方坐下，那时我不太能弄懂他们在忙着什么，只是每天天不亮就能在床上听见他们推开院外头的门，乌怏怏的说“上班喽，上班喽”！的。
有个年纪稍小的男人手里捧着碗戏谑的对我说“上班就是挣钱娶媳妇儿！”
大家都笑了。
“娶媳妇儿？那是干什么”？我自然是见过娶媳妇的，别人高兴我也跟着高兴。就像办丧事的一样，别人难过我也跟着难过，重要的是都有东西吃，区别对于我来说不过是结婚显然是件喜庆的事而已。
“娶媳妇儿...就是生孩子呗！”另外一个男人讲完低头吸了一口碗中的粥。
“生孩子？哦......”我顿了顿，装作听懂了“干什么非要生？”
斜对面一个年纪三十左右的男人睁大了眼，咧着嘴故意做着夸张的表情，“不生孩子能行吗！”接着拌了拌碗里的咸菜，“孩子就是盼头儿......盼着他长大，盼着他上班。他上班了就盼着他娶媳妇儿！我的任务也就完成啦！”讲完冲我使劲的眨了眨眼想把我逗笑，掌中里的碗里还冒着热气。
我倒知道任务是什么意思，任务就像我必须要上学，非做不可，这是规矩。
父亲讲这确是规矩。他说，这世上所有东西都要守规矩，做人要守做人的规矩，做狗要守做狗的规矩，树也不能倒着长出来。他说，守规矩，这社会才不乱，一个人一辈子不结婚，那活着为了个什么？
母亲闲暇给我扎麻花辫子时也总跟我说，一个女人，只要嫁个好人家就有根了，不然就像那树上的叶子，生长的时候茂盛又能怎么样，过了季节还不是要掉下来，无依无靠的。
母亲家里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其实本来是有三个妹妹的，不过其中一个得了病没治早夭了，早些年时穷，用我姥爷的话说，哪会儿没闲钱给一个女娃治病。后来姥爷走南闯北做起了小生意，姥姥一个人种着十亩地，家里也渐好了起来，母亲和姨妈她们也因此上起了学。
那时教学水平差，好多老师都是初中水平，母亲说她的小学老师拼音有的都不识得，就是那么凑合生教下来的。不过母亲的成绩却很好，还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但姥爷对这事却犯起了愁。
他一则想着女人家认字不是睁眼瞎就好了，书读多了反而心眼大，二则也怕母亲大了在县里待着被外乡人给拐跑了，所以每天晚上在炕头上盘着腿跟我姥姥商量张罗着给母亲定门亲。母亲对我说她那时早就收拾完了上学的行李，那时毕业就给分配工作，正美滋滋的想着呢，就见院子里来人说亲了。
当时虽然风气开放了，但结婚还是家中老人说了算，母亲自然是不肯的，但母亲不肯一天，姥爷就劝两天，胳膊拧不过大腿，母亲是个软弱的人，终于也在姥爷的软磨硬泡下答应了下来。
母亲常常后悔，多次与我说，要是那会儿死活都不肯该多好。
说的亲事不是别人，正是母亲的初中同学，也就是我父亲，父亲和母亲不一样，他是压根没考上高中，那会儿不兴复读，况且父亲也不想再考一次，所以爷爷才想着给他找门亲事，给他定定心。又恰逢爷爷与姥爷年轻时一起做过小生意，家离的又不远，也算知根知底，于是两家就这样把婚事定了下来。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母亲比父亲大八个月。母亲年轻时生得好看，有次我在鼓捣母亲藏在衣柜子里的零食时，无意中翻到一本老相册，里面正是她年轻时的照片，大长辫子梳在一侧，标准的瓜子脸，尤其一双眼睛长的极温婉。父亲虽说有些小孩子脾气，但小伙长得结实，嘴上又甜，两家人都挺满意这桩婚事。
刚结婚那会儿他们也算夫唱妇随，但母亲对我说，男人嘛，都是偷腥的老鼠，守不住家的。父亲结婚后没俩年就去了外地做生意，和一个外地女人搞上了，那时哥哥刚满周岁，母亲便被气得抱着哥哥回了娘家。父亲开始还会把母亲哄回来，时间长了，他便也不在乎了。父亲对邻居说，女人嘛，总是放不下孩子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在娘家呆不长。父亲不来接，母亲也无可奈何。那时结婚后的女人是不许总待在娘家的，街坊邻居是要看笑话的，于是母亲只得自己收拾行李，灰溜溜的回家。
待我稍记事时，常常听母亲对我诉苦，说要不是为了俩孩子早不跟他过了。由此那会儿在与母亲独处时，我总想着法子的讨她欢心。例如把毛巾裹在头上，穿着爸爸宽大的衬衫和皮鞋在她面前走来走去，有时还会特意记一些电视剧里的滑稽台词学给母亲听，一直到听见母亲哈哈大笑，我才满意的谢幕。其实我内心并不觉得有趣，甚至深感乏味。只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婚姻切实为母亲带来了什么。问及她们，她们总说祖祖辈辈那不是这样过来的呀。
大学放假回家的时候，奶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女孩子读多了书可就傻了，学着做家务嫁个好人家那才是正理。我其实自始不期待什么玛丽苏式爱情，或许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一个女权的狂热分子，但道德和常规就是要让人过一种委曲求全的人生吗？
自我记事起就清楚，父亲便有忙不完的应酬，和喝不完的酒。父亲与母亲那时感情极差，平时两人不说话倒相安无事，但只等父亲晚上喝完酒回来，母亲总忍不住会要唠叨几句。所以家中客厅里的两张木质桌子慢慢变成了一张，后来连一张也没有了。偶尔夜里随着父亲去烧烤摊跟几位叔叔喝酒时，满眼看着周围的人喝得面红耳赤，嘴里讲着不着调的话，还有的人趁着醉意推推搡搡，就像马上要打起来似的。因此我自记事起就怕极了酒鬼，心想长大后若是嫁给一个爱喝酒的人便一头撞死在墙上。
其实父亲平时是个极温和的人。小学那会刚学了些字，我便从书包中拿出支圆珠笔，在爸爸买的新车内的方向盘和顶棚上写满了“爸爸能不喝酒了吗”“今天早点回家吧！”此类的，他也不曾皱眉或者责怪我。闲暇时还会把我轻轻放在肩上带我四处转，在黄昏时分带我买喜欢吃的零食。奶奶和邻居们曾有些嫉妒的意味说我当真是好命，哪有女孩儿能被宠成这样啊！父亲也说我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但他若是喝了酒，就像立马换了个人似的，变得陌生和冷漠。小时候因为搞不懂其中的缘由于是去问哥哥，我问他我们是有两个爸爸吗？哥哥比我年长九岁（计划生育的缘故，当时我们那这样的情况很多），平时沉默寡言的，除了吃饭和上学他很少从房间里出来，不是看电脑便是拿笔写东西。那时我便猜到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因为父亲极少给过他好脸色，以至于有时候我把咱们爸爸说成我爸爸哥哥便会生气，反复的与我强调是咱们爸爸。
哥哥听了我的话对我说是喝了酒的缘故，喝了酒人就会变成这样。
上中学时我发了一次很严重的高烧，在医务室扎完针退烧后，又反复的发作。因为连续两天都如此，老师没办法于是给父亲打了电话让他来接我。他当时不知又与谁喝了酒，开着车东倒西歪的来学校接我（当时还对酒驾查的很松）。父亲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了，我因为难受极了正缩在宿舍床上的被子里，他进宿舍盯着我沉默了许久后，便对我大发雷霆，说我肯定是装病，不顾他有多忙，不懂事。不想次日到了医院，检查到烧成了肺炎。
后来，因为生病时与他打电话十有**是在喝酒，我便也对生病存在一种恐慌和愧疚的心理，对此自我攻击。既恨自己不体谅父亲挣钱辛苦又渴望着有朝一日得大病死在学校里，借此得来父亲的怜悯。
因为好奇，我小时候其实也曾偷偷尝过一次酒。我想，大人们这么热衷于酒，肯定比饮料好喝。这东西初看时与水没什么两样，虽然拧开瓶盖后味道有些冲鼻，但我想应该不妨碍它的口感。可刚喝到嘴里，舌头上的辛辣就顺着味蕾刺激到了神经，接着眼泪便出来了。我那时想，这分明是毒药嘛！于是忙喝了口白开水才略缓过来。想象父亲每天都要与别人喝这种东西，暴躁也是情理中事。
大人们可能是心里苦，酒喝在嘴中，也显得甜多了。
父亲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奶奶相继生了他们兄妹三人。除了姑姑外，爷爷从小对他们兄弟两个是极严厉的。
爷爷是个知识分子。在父亲与叔叔刚出生时，爷爷因为一篇演讲稿，任上了县长的秘书，他对这个职务十分满意，工资也高，一个月能挣五十块钱。那时候的五十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小时候听爷爷对我说，那会儿他揣着发的第一笔工资跑着去小卖部买了盒烟，别提多高兴了，哪里舍得买过一整盒的烟呐！以前消费水平低，烟大多是零售的，还有的人自己动手卷烟草抽。因此爷爷工作十分卖力，县里工作的地方离着当时的家也比较远，所以他几个月不回一次家成了常事。
我的老奶奶就我爷爷这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在出生时身子弱，养不活死了。早年时候社会动荡生活苦，人饿急了，就扒树上的树皮和树叶吃。奶奶跟我说当时的村里，树都是光秃秃的，一长新叶子就会被人扒走吃掉，饿极了，枕头里的荞麦皮也能换法蒸着吃。老爷爷走得早，我的老奶奶硬是自己把爷爷拉扯大了，还读上了书，爷爷就是她的命根子，是唯一的指望。
说起我的那位老奶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泼辣，因在家中排行老八，人都称歪八嘴，嘴上不饶人的很，即便在我老爷爷死后，村中也没人敢欺负了她去。正因为老奶奶强势，爷爷又常不回来，这可委屈了我奶奶，老奶奶经常拿她出气，百般刁难，说一准是她撺掇我爷爷不回家的。那时候，媳妇是不准顶撞婆婆的。奶奶大字不识一个，再加上性格软，只会整夜整夜的抱着孩子哭。有时实在忍不了，就徒步跑去镇子上给我爷爷寄信，还得请会写字的老人先写好。爷爷开始还会回，寄多了便不耐烦了，骂我奶奶不安分，婆婆管教媳妇的事，是天经地义的，委屈的什么。
我初中那会儿因为父亲母亲忙，所以在奶奶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兴起，问及奶奶年轻时为什么嫁给爷爷，她说，因为唐姓在村里是大姓，奶奶家的张姓是外来的，就这一户，怕家中的弟弟娶不上媳妇，所以当时父母就给张罗着定了亲，奶奶抱着一床翻新的被子就算嫁给了他。她对我撇着嘴说，要是能回到年轻那会儿，嫁给谁也不嫁给他。
后来爷爷还是因为老奶奶的原因，辞职在镇上做了个老师，顺便做点小生意。那时姑姑刚出生，父亲与叔叔已经在念小学了，爷爷一回来可苦了他们俩，正是贪玩的年纪，不仅在学校学习，回到家还要被爷爷逼着背书。有次父亲背不下来，爷爷拽着他的衣领子把他拎到院子里，耳朵生生给拧了一圈。北方的冬天极冷，院子里的井都冻得抽不水来，父亲回屋时耳朵却是火辣辣的。
我听后问及爷爷缘由，他咧着嘴点了根烟，笑着说严师出高徒，严父出孝子嘛。
爷爷的话倒没错，我的那位叔叔在城里做了大官，父亲的生意也要依仗叔叔帮衬。那时父亲的工厂还处于上升阶段，日子过得紧，所以爷爷奶奶的老房子大多都是叔叔花钱整修的，逢年过节的他们也总会往奶奶家带许多的新食材和新鲜玩意儿。婶婶是城里人，自小是不会做饭的，所以每每过节时做饭的活儿就落到奶奶和母亲手里，父亲心疼奶奶，便都打发给母亲做。过年时人丁最多，大人孩子的胃母亲都要管，有时还会来一些亲戚邻居串门，母亲也是一刻闲不得。她常常对我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应该的。
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男人们在喝酒时，女人们是不许上席的，所以每每母亲做完饭后，就要端着碗抱着我去旁的矮桌子上吃。人们都说过年喜庆，是好日子，该开开心心的，我却总是一言不发。
奶奶有次抱着我在院里晒太阳，笑眯眯的问怀中的我，“月奴，跟奶奶说说，你叔叔跟你爸爸，谁才是咱家的福气呀”。
我虽然小，但心中自然知道是谁，于是装作不解，歪着头问“为什么没有姑姑，是姑姑吗？”